苑津山：哈佛标准就是一流大学吗——较早而系统的大学评价：“伟大的美国大学”管锥
作者简介：苑津山（1999-），男，辽宁沈阳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史与考试研究。
文章来源：教育发展研究，2023,43(07),19-27
DOI:10.14121/j.cnki.1008-3855.2023.07.010
摘 要：在当前世界范围内对大学的各类评价愈演愈热的背景下，应当充分认识大学评价的本质。管锥斯洛森“伟大的美国大学”这一较早而系统的大学评价，可以从本源上认识一流大学评价。缘此，应先对20世纪初该评价的背景进行探讨，而后分析该评价的调查思路与调查内容，继而揭示这一评价中存在的“哈佛标准”。斯洛森的大学评价充斥着对哈佛标准的崇尚：评价其它大学用哈佛数字进行计量、用哈佛做法论证其它大学的做法、较少论述其它大学哪些方面超越了哈佛而较多论述哪些方面没有哈佛好。由此，应当对哈佛标准和一流大学评价进行省思，审视大学评价中的“唯榜首”现象，合理看待已有的大学评价；并总结这一评价的不合理之处，以为建构更加科学客观、符合时代发展的大学评价提供借鉴。
关键词：一流大学;哈佛标准;美国大学;大学评价;斯洛森
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考试招生改革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研究”（20JZD050）的部分成果。
近年来，一些国家相继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合理评价高等教育，向高等教育要质量，成为了各国通行的做法。在我国，推进“双一流”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国家战略，[1]教育部等三部委在2022年2月14日公布了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备受关注的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经过一年左右，第五轮学科评估的结果新近揭晓，诸多学者围绕评价大学与学科的建设情况展开了激烈探讨。[2][3]在国际上，对大学评价的四大排行榜ARWU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QS世界大学排名、THS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US News美国大学排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也应清楚认识到，这些对大学评价的榜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诸如最本质的评价标准问题。站在历史的角度上，考察排行榜诞生之时的评价标准及基本样态，溯古通今，有利于认清大学评价问题，引导人们客观理性地看待对大学的各类评价。
美国《独立者》报记者斯洛森教授在1909年到1910年间，详细考察了美国当时最著名的14所研究型大学。他每个月发表一篇评价报告，历时14个月，由此产生的文章在加入了第十五章综合比较后，被收集并出版为《伟大的美国大学》（Great American Universities）。虽然之前也有一些零散的对大学的量化评价或描述评价，但都未成体系，也未形成影响力。而斯洛森的这一评价则有多种历史证据表明，其为美国历史上较早而系统的对大学的评价。该评价出版后，引发了美国高等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不到半年时间，就被英国学者关注并给予赞赏。[4]他对美国大学的评价十分细致，有很多很独到的见解，这些问题在未来几十年里依旧是大学里长期存在的问题。大多数美国大学的校园图书馆里都藏有斯洛森的这一评价，它成为很多研究生课程和高等教育研讨会的一个现实、方便的选择，[5]很多人给予其高度肯定，它在美国高等教育的评价、大学协会和大学提高声望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6]高等教育史界著名教授罗杰·盖格（Roger L.Geiger）称其是20世纪在高等教育方面最引人关注的书之一。[7]
一、为何评价：该评价的背景探讨
探究《伟大的美国大学》评价者的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成书因由，可以更加全面地展现这一评价诞生的主客观立场，有利于理性认识这一较早而系统的大学评价。
（一）斯洛森其人及时代背景
埃德温·埃默里·斯洛森（Edwin Emery Slosson）教授是美国报刊编辑、作家、记者、农业化学博士和著名的科学普及者。他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堪萨斯大学，之后凭借自己的努力攻读了怀俄明大学的农业化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怀俄明大学，在农业化学专业上任教13年。从学业与任教经历上看，其与哈佛大学等顶尖大学并无交集。1904年，受到《独立者》报社的邀请，他和他的家人搬到纽约，[8]担任文学编辑和记者直到1920年，他为该报写了许多文章。他有冒险精神，游历过很多地方，曾代表该报周游美国各大学，并访问欧洲采访过很多哲学家和作家，包括亨利·柏格森、威尔斯和恩斯特·海克尔。[9]从斯洛森的生平可以看出，他勤奋努力，学识渊博，既有博士、教授的理性，也有记者的敏锐洞察力，热心美国大学发展事业，以实地考察的方式热心积极地为公众介绍知识，被《美国传记词典》称赞为“非专业领域的公众心中杰出的解释者”。[10]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建国的一百余年，从经济实力看，美国工业总产值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并在诸多领域超过英国，挤占鳌头。特别地，这一时期的美国刚刚在美西战争中取得胜利，开始进入到海外扩张的时代，这极大地增强了美国人的自信心和国家自豪感。在国内，伴随着不断发展的社会繁荣进程，人们对知识与能力的诉求开始增多，青年人要求进入大学的人数在增加，成年美国人想要了解知识的诉求也在增加，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美国杂志报刊业的发展。美国杂志报刊业从20世纪初起发展十分迅速，杂志报刊开始大行其道，人们十分愿意从读报看报中获得知识，其中的代表就有《独立者》，其它的还有《华盛顿邮报》、《大西洋月刊》等，它们报道很多新闻，也关注大学里的趣闻。[11]《独立者》（The Independent）创刊于1848年，是美国报刊届最早创刊的一批报刊之一，其总部设在纽约市，到1870年时，其发行量达到7.5万份，[12]而与其几乎同时创刊的《纽约时报》在当时的发行量还不到9千份。可见当时《独立者》报的广泛影响，而斯洛森能够将自己对14所大学的评价文章连载于该报14个月，由此可见其评价的价值和斯洛森的影响力。
（二）《伟大的美国大学》的成书因由
在1909年至1910年，《独立者》报连载了斯洛森对美国一流大学的评价，加入最后一章比较与评价后，1910年《伟大的美国大学》出版，引发了巨大反响。诚然，这一评价能够成为当时较早而系统的对大学的评价，离不开当时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此评价的题目为“伟大的”美国大学，一方面是说美国顶级大学，另一方面也表明是伟大的校长领导的美国大学，体现了美国民众对自身大学的自信、崇拜和自豪感。
一方面，大学飞速发展且竞争加剧，人们迫切希望权威人士全面评价美国大学。这一时期，美国名校与名校之间在科研、师资、生源甚至体育比赛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竞争。正如约翰·赛林(John R.Thelin)所说，此阶段的美国人对大学内部的事情开始充满好奇。[13]有研究表明，到1908年，美国大学的标准似乎已经比较明确，诸如招收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前两年通识教育，后两年专业课程，至少五个系要有博士点，一个专业学院，开设一定的选修课，有出版社和学术刊物等等。[14]且相关对美国大学的评价和一些单一的排名，诸如卡耐基基金会的大学排名、190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卡特尔教授（James Mc Keen Cettell）编制的“千名科学家”在美国大学的分布[15]等这类评价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但相对零散，只注重一方面的数据而未成体系，且因较为偏狭而被人们指责和批判。[16]
另一方面，适逢哈佛校长艾略特任职40年后卸任，人们迫切地想了解哈佛的改变。这一时期，随着美国大学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哈佛为顺应时代发展，开始在20世纪初进行变革，这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17]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是美国大学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校长，1909年艾略特结束了他长达40年的任期，民众对其十分崇尚，在其卸任之际，记者斯洛森教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在《独立者》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对美国大学的评价。艾略特在任校长期间，将课程中固有的基督教文化成分删去，创立了“选修制”（学分制），让学生能自愿地、可选择地去学习相关的宗教文化。在这一时期哈佛的地位及声誉随着获得的捐助金及教授的人数上升而迅速提升。[18]一个美国本科生谈到：“从哈佛获得的学位在芝加哥相当值钱。”[19]哈佛大学从其原来的哈佛学院开始，就在时间上成为了美国第一所真正的高等教育机构，它在制度创建等方面开创了先例，为迄今为止的美国高等教育奠定了价值和制度基础。[20]
二、评价什么：该评价的构建探析
记者斯洛森教授展开这项调查评价时，正值44岁，此时他已有13年大学任教经验和5年的报刊记者经验。从他的调查可以看出，他有清晰的调查思路，调查对象选取合理规范，调查过程和立场交代清晰明了；同时，他针对每个大学进行了历史考察、常规描述、特色探析和数据统计四个大类的调查。可以认为，他不仅有研究学者那样的科学严谨，而且还有作为记者的典型描绘与细节洞察能力。
（一）该评价的调查思路
其一，14所调查对象的选取。1900年2月美国大学协会（AAU）在芝加哥举办创始会议，哈佛大学的艾略特校长当选为该组织的第一任会长。从原始的邀请函中可以看出，[21]是5所大学校长邀请的另外9所大学校长加入，即哈佛大学校长带领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长邀请另外9所大学加盟，14所创始成员大学由此诞生，此后不断有大学加入，形成了现在的美国大学协会名单。该协会在创建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成立之时斯洛森还是大学教授，从其生平看出，他于1904年来到《独立者》周报，因此他错过了这一事件。但斯洛森在其评价的前言中说明，1910年是这一协会成立的10周年，10年前这些大学是美国的顶尖力量，但十年间美国大学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有14所大学里的美国天主教大学和克拉克大学走向了下坡路，斯洛森结合当时美国大学发展，决定将明尼苏达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增补上来。他对选取这14所大学作为调查对象解释道，目的是聚焦大型的研究型大学，不是因为小型学院被认为不重要，小型学院在其专业领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大型的研究型大学能够呈现出更多的特点，且能够挖掘出更多的问题。他还补充道，选取的这14所大学从每年用于教学的资金来看，他们正是美国大学的前14所。[22]罗杰·盖格教授认为，这些学校在学生人数、预算规模和教师学术成就方面都领先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23]缘此，选择这14所大学在当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其二，调查过程及调查立场。斯洛森认为，当时的一些对大学的零散评价不足以让民众清楚了解美国顶尖大学的现状和相对地位，现有的一些大学目录和年度报告也不能让人们对大学的实际情况有充分的了解。因此，亟待按大学的规模、财富、学术生产力或其他客观标准顺序排列来综合评价大型大学。他提及，为了认识这14所大学，并了解一些最重要和最无形的东西——“大学精神”，他在这14所大学分别住了一周，住在某个俱乐部或公寓，并参与了一百多个不同科目的课程，与尽可能多的教师和学生交谈。他认为，这样的调查或许不够准确，对大学的评价报告如果都是总统或总统的秘书写的，其评价结果肯定是“更权威”的，但他相信他在比较的角度上更有优势。他认为，他能够从一所大学连接到另一所大学，他的头脑很敏感，捕捉现象很敏锐。斯洛森还谈到，对某事的印象和褒贬会不可避免地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因此，他为了使读者可以参考一种立场和观点，他表示没有试图隐瞒他对所考虑问题的看法。
（二）该评价的调查内容
《伟大的美国大学》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它开创了第三方评价的理念，他对14所大学的调查显示了他将关键的统计指标与社会的历史记录结合起来的能力以及深入的观察和采访。其结果是一部系统、生动的分析文集，显现了大学的结构特征、独特个性和内部的亚文化。而且，个人撰写的评价避免了通常受到的妥协和“群体思维”的乏味——往往以缺乏风格或洞察力的无害评价告终。[24]从总体上看，其对每个大学的分析评价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历史考察，如殖民地时期成立学院时的时间、最初样态、古建筑的延续、面对历史中的机遇和转折时的决策与发展等；二是常规描述，包括入学标准、对待女性及少数族裔的态度、课程质量、学生活动、师资水平、对本科生及研究生的不同侧重、校长领导力、教学管理体系和毕业的难易等；三是特色探析，如哈佛大学的选修制（完全学分制）、普林斯顿的半规定课程（学年学分制）、斯坦福大学的巨额捐赠基金、威斯康辛大学的图书馆体系、伊利诺伊大学的农业特色、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淳朴的学风、哥伦比亚大学庞大的研究生规模等；四是数据统计，斯洛森会统计或借用一些量化数据，包括宏观的大学的总年收入，教职员薪金、学生总数、教师总数、师生比、生均支出、最低学费的总数据，也包括聚焦某一大学内部的录取率、生源分布（对本州、其他地区的吸引力）、各专业分布学学生数、博士生培养数、占有多少“千人科学家”、其它各领域杰出的校友数量、图书馆面积及藏书量等。
三、怎么评价：该评价的“哈佛标准”
整个评价提及“哈佛”（Harvard）一词有127次，其中，在第一章哈佛大学中有25次，在其它13所大学的评价中总共提及哈佛102次，也就是每评价哈佛以外的大学时，平均要提及哈佛并进行比较7.8次，出现了常以“哈佛标准”衡量这些大学的现象，进一步详细分析提及哈佛大学的论述类型，可明晰大学评价中的哈佛标准。
（一）确立“哈佛标准”来评价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榜首的确立有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斯洛森的评价中，主要有三大类：客观上，在诸多方面，哈佛大学的统计数字确系第一；在主观上，艾略特校长的40年努力也让斯洛森和民众高度关注着哈佛大学；在特色上，这一评价重点介绍了哈佛大学的选修制，这也让哈佛大学大放光彩。评价哈佛时，绝大多数是赞扬，提及哈佛需要改进的地方只有图书馆建设缺陷一处，而对于另外13所大学则不是如此了，可见哈佛的地位。
其一，哈佛在很多数据上处于领先地位。在斯洛森的评价中可以看到，哈佛大学在美国名人录上占有的名人数量第一，拥有最多数量的杰出文学家、最多的州长、外交官和联邦官员：且其图书总量第一，入学标准最高，达到16取1，提供的课程最多，有最多最杰出的教师等等。为了能够衬托哈佛大学的伟大，斯洛森还拉来了耶鲁与之并列论述，他认为哈佛和耶鲁超过两个世纪以来，是这个国家长期的主要贡献者。尽管它们目前在人数上不等，但它们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比如它们的科研能力卓越、研究生的高质量以及它们的文科学院的规模和重要性。
其二，艾略特校长有着卓越的领导能力。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在任40年推行了各项有利举措，为哈佛大学带来了繁荣。艾略特把大学理念联系起来，在其1869年发表的著名文章“The New Education”中，他指出：“新教育”的终极目的不仅仅是课程上的，而更是整个教育的。[25]艾略特校长的影响不仅仅是高等教育理念与发展，而且使得校长领导力成为了评价一流大学的重要指标，斯洛森后续对其它大学的评价常常带入校长领导力的观察视角。
其三，哈佛开放的制度与特色的选修制。哈佛大学创立了选修制（学分制），广泛开设课程，让学生自由选科，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引来诸多大学效仿。但斯洛森提出，选修课制度最糟糕的影响并没有在哈佛表现出来，而是在那些在没有足够资源的情况下试图模仿哈佛增加课程的学校中，可见作为曾经在大学担任教授的斯洛森对高校发展也有一定远见卓识。但必须说明的是，选修制是从哈佛起源的，用这一制度比对其它学校肯定对哈佛大学有利。
（二）“哈佛标准”应用于其它十三所大学的评价
斯洛森在对其它13所美国顶尖大学评价时反复提及哈佛的样态并与之比较。其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分别是以哈佛大学的相关数字来计量其它大学的相关数字、以哈佛大学的相关做法来引出其它大学的做法、其它大学哪些比哈佛做得好、哪些做得没有哈佛好，当然，总体上说其它大学没有哈佛大学做的好的例证和篇幅居多，无不体现着在用“哈佛标准”衡量其它大学。
其一，以哈佛为尺，用哈佛数字进行计量。在这一类论述中，哈佛的数字变为了“合理数字”或“标准数字”，其它大学应予遵循。一是从学生数来说，斯洛森在评价普林斯顿大学时谈到，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人数大约是哈佛大学的三分之一，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院到目前是美国最大的研究生院，它的研究生人数大约是哈佛大学的两倍，但本科生人数只有哈佛大学的一半。二是对于学生修业时间，提及哈佛的技术课程现在需要修业7年的时间，因此，耶鲁当前的五年也不过分。三是对于校长的领导力，他认为，普林斯顿大学是目前美国最有趣的研究型大学，要找到与之相同的东西，必须回到艾略特接管哈佛的40年前；还有耶鲁的政策很僵化，这让耶鲁比哈佛差了50年。四是大学总收入，他提到除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普林斯顿大学的年收入最低。1908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收入为411,910美元，哈佛大学是其4倍多。[22]诚然，直接地摆数据会让人们毫无概念，斯洛森既是作者也是科普学者，他明白举例子、作比较更能让人清楚其中的关系。缘此，他选择了哈佛大学，哈佛大学的这些数字，在这样一份权威的大学评价中成为了标准数字，来绳切其它大学的各项指标。
其二，以哈佛为例，用哈佛做法进行论述。在这一类论述中，哈佛的做法变为了“参考做法”或“标准做法”，其它大学的做法是学习的哈佛，或跟哈佛一样，或提出哈佛的做法供其它大学参考。一方面，在评论其它学校有了哪些做法时，斯洛森相应地提及了哈佛一样的做法，以此来使得这些大学的做法变得合理，顺理成章。一是对于学生入学，他强调，斯坦福大学是把日常事务交给了学生，这跟哈佛一样。还提及迄今为止，哥伦比亚大学是站在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一道的，坚持学生要通过入学考试的学校。二是对于学生发展，提及与哈佛大学一样，普林斯顿大学最大的优势是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哈佛的戏剧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有了打破传统主义的倾向，加州大学也相应地进行了改变，建设了一个可以容纳七八千人的大戏剧厅，还有论述加州大学学习古典和希腊语的学生数在下降，但哈佛大学也在下降。三是对于校长领导，斯洛森说，1894年，哈珀校长在芝加哥开始工作时，表现出了和艾略特校长一样的大胆和决心。提及威斯康辛大学时，他直接论述为，范·海斯校长在某些方面让他想起了哈佛的艾略特校长，他的知识、他的科学思维和他的能力，都与艾略特有相似性。四是校园建设，他认为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在精神和原则上有相似之处，校园都是建立在选修课原则基础上的，且这种相似之处也延伸到了它们的建筑结构上。另一方面，在评论其它学校有了哪些做法时，斯洛森还提及了与哈佛不一样的做法。他似乎要给读者形成一个参考例子，对于这个参考他再次选择了哈佛。一是对于入学要求，斯坦福大学有十分严格的入学要求，从简历上筛去进入大学后会被其它事情吸引影响的学生，但斯洛森进一步补充论述了哈佛的艾略特校长并不反对“休闲班”。二是对于学生培养，哥伦比亚大学提出了六年的“联合课程”，允许学生在大学工作两三年后进行专业学习，从大学入学到四年后获得学士学位的计划像野火一样席卷了美国，几乎所有大学都或多或少地公开采纳，但他特别提到，哈佛没有采纳。三是对于学生活动，斯洛森在论述普林斯顿俱乐部如何时，还不忘提及哈佛的俱乐部如何。四是对于制度体系，他评价康奈尔大学不像哈佛大学那样鼓励本科生入学。一样的做法要提，是以哈佛来做标准，表征这些大学在这些方面赶上了哈佛，而不一样的做法也要提，把哈佛的做法也摆了出来，既是给人一种参考，也内含一种标准，有一定的比较之义。
其三，以哈佛为鉴，哪些方面超越了哈佛。在这一类论述中，哈佛的做法变为了“优秀做法”或“标准做法”，评价其它大学时，总是要论述其比哈佛在某方面更优秀，以此来衬托这些大学在某方面的更加优秀。例如，一是在学生文化方面，斯洛森认为早期芝加哥的学生对大学的繁荣感到十分喜悦，但哈佛的学生似乎淡了一些。二是在校长领导力方面，斯洛森认为，耶鲁哈德利校长为他们的教员树立了好榜样，他比艾略特校长更平易近人。对于普林斯顿大学，斯洛森重点提及了他的半规定课程，他认为与哈佛大学的免费选修课制度相比，其主要优势在于保持学生团结、经济和方便，以及保证一个特定班级的所有学生都有同样的一些准备。他提及哈佛校长艾略特也建议明智地控制学业计划表，以防止不明智的课程组合。他曾呼吁人们注意哈佛和耶鲁的选修制，但他认为普林斯顿以一种更彻底和合理的方式实施选修制。三是在校园管理方面，斯洛森说美国东部的院校，尤其是哈佛的态度是抵制，责备中学没有送给他们准备更好的学生。而一些西部大学，特别是芝加哥和威斯康辛，会试图帮助高中提升工作，且不仅是针对准备入大学的学生，虽然高中里十分之九的学生不继续上大学，但斯洛森认为这为美国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对于考场纪律，斯洛森精确地形容哈佛考场恐怖，规则十分严格，但他认为，普林斯顿大学则完全放开，而且学生还不作弊，因为制定了普林斯顿荣誉守则，该守则要求任何看到其他人接受或协助考试作弊的学生，要报告他的行为。而对于女性学生的管理，很多大学当时持保守态度，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为当时对女性学生开放的先驱，斯洛森认为，这所大学的做法会让哈佛重新思考其与附属女子学院的关系。总体上看，说明其它大学在一些方面超越哈佛的论述是少的，远没有说明没有哈佛做的好的论述多，毕竟采用的是哈佛标准。
其四，以哈佛为准，哪些方面没有哈佛好。在这一类论述中，哈佛的做法变为了“模范做法”或“标准做法”，凡是在很多方面没有哈佛好的，斯洛森会予以指出，此类论述和篇幅占比最多。一是在校园文化方面，斯洛森将耶鲁与哈佛作比较，认为耶鲁为自己的保守主义感到自豪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此外，他还举了体育比赛的例子，哈佛大学在赛艇比赛中击败了耶鲁大学，虽然他说这并不表明它们在体育文化中的相对地位。他还以加州为例，说一个来自加州的人可能会去哈佛上研究生课程，因为他们的名气很高。二是在学科与课程设置方面，斯洛森认为耶鲁大学应该拥有美国最强大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系，但它并没有。它的学生应该在公共演讲和辩论方面表现出色，但他们没有。在与哈佛大学的18场辩论中，耶鲁大学只赢得了4场。且耶鲁大学没有以一种明确的、系统的方式做任何事情。哈佛大学已经开办了一个工商管理研究生院，其他大多数大学也在增加金融学院等类似的现代化课程，耶鲁大学要迎头赶上。他还谈到，耶鲁大学的法学院和医学院学生虽然对耶鲁很忠诚，但其毕业生在很多情况下也更喜欢去哈佛大学工作。三是在教师方面，斯洛森仍重点指出了排在第二位的耶鲁跟哈佛的差距，比如耶鲁的教授如果对他自己部门之外发生的事情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就会被认为是一种糟糕的表现。耶鲁教师要严格遵守管好自己的事的旧规则，这表明他们更加缺乏协调和合作。哈佛大学的人对纯科学的热情，也比不上州立大学的人对应用科学的热情。四是在校长领导力方面，斯洛森特别提到了威斯康辛大学的范·海斯校长获得的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还指出明尼苏达校长规定年轻女子不应该和年轻男子一起去芝加哥参加足球比赛的规定引起了巨大反感，而艾略特校长则不会这样不开明。此外，他认为，比起艾略特的教育理念，耶鲁的显得太僵化，在艾略特校长的领导下，哈佛大胆地放开着一些制度，尽管它们未经考验，但证明这些放开的制度成功了。五是在发展机遇方面，斯洛森认为如果耶鲁坚持推行科学学院的研究计划，耶鲁将会比哈佛还进步60年，因为这就是哈佛现在已经达成的安排。但耶鲁大学失去了这个优先发展的机会，因为它转向了本科课程。而且耶鲁大学的竞争对手哈佛大学的暑期学校在1908年就有1349名学生。但耶鲁大学的暑期学校失败，由于州内教师工资低等因素，它举办了三期，每期只有二百多名学生。斯洛森直接点明，现在必须让耶鲁清醒了，否则耶鲁就会出局，之后会被哈佛大学吞并。总体上看，斯洛森已经将哈佛的发展速度认为是标准速度、第一速度，认为哈佛的理念是模范的理念，达不到哈佛标准的，都给予了批判。
四、对哈佛标准和一流大学评价的省思
斯洛森的大学评价是美国历史上较早而系统的大学评价。113年后的今天，虽然对大学的评价有了系统的指标和权重，但很多评价内容都与斯洛森的评价大体相当，本质的标准是类似的。百余年来，无论排行榜怎么排，榜首难变，现实接受度的惯性一直在持续。对斯洛森大学评价的重新审视，可以为一流大学评价与排名提供更加客观理性的认识。
（一）“哈佛标准”如何诞生？——大学评价中的“唯榜首”现象
在斯洛森的大学评价中，对为何确立“哈佛标准”应有进一步认识。一方面，从客观上看，哈佛大学的确在诸多量化指标中位居第一，且在社会和高校届享有明确的地位，如在美国大学协会中哈佛校长任会长等，哈佛大学已经在斯洛森评价它之前，拔得了头筹，这是根本原因，但还不是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斯洛森的大学评价中采用了什么指标和他对每项指标的重视程度（指标权重）。斯洛森认为，不应该说这些统计数字仅仅是数字，因为大学规模实际上是衡量其影响的重要标准。同时，大学校龄也相当重要。时间可以赋予毕业生之前杰出前辈的荣誉、尊严和责任。这些赋予了学生的声望和动力，所以，校史悠久的大学里的学生能够轻松而安静地完成事情，而新大学里的学生只能在紧张中完成。总之，他认为规模和校龄十分重要，规模和校龄大的院校给了大量校友以声誉，且大学也会获得学生的福利，具有实用价值，让这些学生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获得友好的帮助。另一方面，从主观上看，当时的社会民众普遍接受哈佛是美国大学的第一。民众的接受很大程度上也与大学的规模和校龄的客观标准有关，小而精的学院虽然在比率方面更优秀，但往往知名度很低，校友很少。如果著名大学的排行榜中出现闻所未闻的学院名称，民众难以接受。大学排名要有影响力，必须要考虑民众的接受度。当时的民众已经喜欢称威斯康辛大学是“西部的哈佛”（the Harvard of the West),[22]某某大学未来可能是第二个哈佛，哈佛标准已经在民众心理渐渐生根。同时，他们想要看到在诸如体育比赛等环节著名大学间的比拼，如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的赛艇比赛等。1909年哈佛校长艾略特任职40年期满，也为哈佛积蓄了不少声望，对哈佛的崇尚也有社会氛围的原因。斯洛森是记者，他对民众的态度很敏感，他不仅把哈佛大学排到第一，而且在评价后面13所大学时，强力地把哈佛作为参照标准，共提及一百余次，即使这样，民众也都接受。然而，应当思考的是，哈佛标准是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哈佛标准有没有限度，如何突围哈佛标准。
一是哈佛标准的适用性与分层分类评价的问题。虽然主客观因素都导致哈佛大学位居榜首，但其它大学也各有一定的特色，不应直接比较。斯洛森本人也认为，古典院校和技术院校的目标定位不尽相同，且东部捐赠大学和西部州立大学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在捐赠大学和州立大学之间的所有直接比较都是不恰当和具有误导性的。但评价很难摆脱主观因素，无意之中也会考虑哈佛标准。无论是开篇的14所大学各类数据的综合表，还是后面评价5所州立大学，都充斥着直接比较与哈佛标准，人们都明白各类大学不能直接比较，但是从百余年的历史上看也还是直接比较的，这尤为值得深思，推行分层分类评价任重道远。
二是哈佛标准的限度与办好特色大学的问题。以哈佛为标准会让大学评价陷入偏狭。我们应当认识到，榜首的大学也不是最好最优秀的标准答案，只是相对而言较好，受制于国情、校情及与地方互动等多因素的影响，在哈佛可以顺利推行的举措在其它大学未必可行。美国学者总结为，19世纪末几乎每一所美国大学都跟随哈佛的做法（Follow Harvard′s lead）。[28]一味追求榜首的标准，会让大学办学更加同质化，丧失大学原有的特色，且受制于各类条件制约，可能适得其反。如果唯榜首现象无限度加剧，榜首大学的举措刚一推行，就引来各地高校纷纷效仿，亦会导致“榜首一错，榜单全错”的现象。因此，各高校还应理性客观地看待榜首，拓宽视野，引入更多参考来互相探索，因地制宜地办好大学教育。
三是哈佛标准的历史赋能与评价赋能的问题。从上述分析可发现，根植于人们心中的榜首大学难以改变，美国的哈佛、耶鲁，英国的剑桥、牛津等都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持续地保持了声誉，人们形成了认知惯性，持续不断地把最优质的生源送入其中。即便是较早而系统的大学评价也不得不考虑人们的现实接受度，站在评价方看，为了能使其排名有效，产生重大影响，获得广泛传播，榜首不会改变。由此，可以认为，大学评价从最开始就没能扭转人们心中对榜首大学的崇尚惯性，这一惯性在美国持续了百余年，在英国则更要久远。不禁要思考，在如此漫长的历史中，榜首的实力是否一如既往地稳定，如果不是，大学评价则应减轻主观因素的干扰，尝试突破既定格局，结合不同时代的发展需求，变更指标与权重，突破人们心中的认知惯性，进一步激发大学办学活力。
（二）如何看待一流大学评价？——对评价大学的排行榜再思考
从斯洛森的大学评价中，不但可以看到哈佛标准，还可以从他对14所著名大学的评价中认识与反思大学评价。当前，越来越多的大学评价不断涌现，种类繁多的各类大学排行榜吸引着眼球、搅动着社会，刘海峰教授提出“尽信榜则不如无榜”，[29]呼吁理性看待大学评价。缘此，客观看待大学排行榜，正视一流大学，破除对一流大学追求的错误情结与实用心态，则是时代的正确选择。探析斯洛森的大学评价，可以看到其在调查的对象与指标、调查的过程与判断上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存在，亟需探明。
一方面，对于其调查的对象与指标而言。最开始的斯洛森的大学评价，就是“重量轻质”，淘汰了小型学院，限定在了研究型大学，加入了博士生培养等研究生规模的指标。总年收入、学生总数、教师总数、占有多少“千人科学家”、其它各领域杰出的校友数量、图书馆面积及藏书量的数字固然振奋人心，但这些都是“量”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大学为追求一流，谋求“大而全”的发展。而如果大学评价的价值观是小而精，计算每百名学生中有多少杰出校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率、人均图书占有量等，那么，则会换成另外一批大学，但显然，这份大学评价诞生后的一百多年来，人们基本未这样做。此外，斯洛森在最开始声明了选择9所捐赠大学和5所州立大学，但在后续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上，并没有看出两套分类评价体系，仍是在进行一流大学的同质化评价。有必要深思，一味地追求研究型大学，追求大而全的包揽一切学科的大学，这样同质化的一流大学是不是应当崇尚的。如果不是，在国家政策、社会文化、相关的大学与学科的评价上，就应当倡导“小而精”，突出培养人才的比率、师生比、人均占有图书等指标。这些指标的纳入，对于国家而言，有利于减少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制约部分大学的粗放型发展，不仅有利于大学学科建设，对于学生与家长也更为负责，因为他们更想知道学生进入大学后成为社会栋梁之材的可能性。同时，对14所大学的这一评价发生在1909～1910年，在这一时间点上，一些大学如新兴的斯坦福大学等，不过建校二三十年，而哈佛大学已建校近300年，即便执行一套标准，也应考虑校龄的差异，如果一所新学校在几十年的时间就基本达到建校悠久的大学，则未尝不能体现出这所大学的卓越。此外，还应当反思现有的评价指标与权重问题，指标如何设置、权重如何分配也决定了一流大学的名单。例如，如果把校园安全、大学生身心健康及生活情况、导学氛围等[30]纳入指标，配以一定权重，现有大学排名则会有一定洗牌，指挥棒的变化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大学注重学生全面发展。[31]
另一方面，对于调查的过程与判断而言。斯洛森打破了之前零散聚焦某几项的一流大学统计数字，不但系统地统计了各项数据，更重要的是，这份评价报告大量引入了实地调查。斯洛森提及，在去每所大学之前，他的习惯是记录他关于下一所大学的信息，进行充分的准备，并且待上一周，用所闻所见的描述，并配上图片，生动展现了每所一流大学的基本样态。在这一点上，此后的其它大学评价，没能超越斯洛森。但对于实地调查过程而言，仍有值得反思之处。例如，他提到他看到的只是一种个人印象，而且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对于为何去一周，斯洛森解释说，短则看不出全貌，长则会使他没有勇气得出任何结论。而即便是去了一周，他也表示，他惊讶和惭愧地发现，他对美国最大的大学之一知之甚少，更确切地说，理解的是那么少。他提到，那周还不是去的合适的时候，他无法集中注意力。他离开时的感觉是，他没有看过这所大学，只看到了一些建筑，还有一些教师和学生。他发现了这所大学的许多特点，但并不是它的特点。[22]因此，作为大学评价的调查者，其评价与选取进入的时机有关，每个大学的周计划不同。从斯洛森的大学评价中也可侧面看出他进入大学的大致时机，如评价加州大学时提到了校园对待农业的一些活动，评价普林斯顿大学时重点提到了其考试制度，不得不说，既是校园特色使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时机，毕竟教学与考试、科研与社会服务等内容与学期里的时间密切相关。当前的一些大学评价也会进行实地调研，因此，进入的时机应当予以考虑。此外，这份大学评价由于进行了实地调研，也就不可避免地带入了主观因素，这一点，斯洛森毫不避讳。如在对斯坦福大学的评价中，他直接论述其在研究方面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比其它大学优越，这让他感到失望。他认为，他有义务给读者一种观点和立场，这也是兼具教授和记者的斯洛森的身份特长。
总之，斯洛森的大学评价启示我们，应当对大学评价中的榜首现象充分关注，客观理性地看待榜首，并积极激发其它大学办学活力，突破榜首标准，在分层分类评价中，使不同大学争相做榜首，促进各级各类大学都有特色化的发展，这才是评价之于大学建设的应有之义。同时，应科学合理地进行一流大学评价，重视量化的同时更要注重大学精神、大学声誉等质性指标，进一步规避路径依赖和主观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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